求職屢屢受挫，這屆畢業生“打零工”負擔生活開支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藍字計劃，作者 | 龍玉環

“正常的工作不雙休，雙休的都是銷售和客服，成都現在就是這樣，所以我的同齡朋友們都在當‘無業游民’”。

在9、10月連續被封控兩次之后，星萍終于得到一份臨時工作——在西餐廳當服務員。沒簽合同，不交社保，工資按到崗天數算，120元一天。

沒有什么保障，但同樣沒有什么限制。不需要早晚打卡，沒有組長監視，沒有客人就可以休息，不設績效、不會罰款，不忙的工作日可以下午5點到崗。

雖然經常晚上9點才下班，也很累，但星萍非常滿意，“不用考慮業績或應付人情世故，我覺得很好。”

剛從四川師范大學畢業的星萍，感受到了今年找工作的困難。教育部數據顯示，2022屆高校畢業人數高達1076萬，加之疫情帶來的優化、縮招，往屆生不斷流入就業市場。求職者暴增，而崗位在減少，市場競爭越發激烈。

不少應屆生因封校或考研錯過秋招、春招，又缺少工作經驗，求職屢屢受挫。有人轉而打零工來負擔生活開支。

01

早上9、10點到餐廳，換上工作服，有客人進門就歡迎并引導至座位，上水、介紹菜單、上菜，解決用餐途中的問題，最后送客人出門——這是星萍每天重復無數次的工作流程。

在成都，星萍遲遲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她發現除了銷售和客服，幾乎沒有雙休的工作崗位。同宿舍的5個同學，有兩個繼續考研，一個還在成都找工作，兩個回老家了，“有個在縣城的小學當老師，我覺得她是（我們幾個里）比較成功的。”

星萍原本一邊兼職一邊找工作，但兼職收入難以覆蓋每個月1350元的房租和不低的生活費，封控時甚至要讓父母接濟，每次都免不了被責備“一本畢業都沒找到個工作”。她渴望有個工作，什么都好，只要能正當地掙錢，負擔起自己的生活開支。朋友介紹了餐廳服務員的工作后，她沒有猶豫。

星萍工作的餐廳(供圖：受訪者)

“我要是大學畢業了去端盤子，我都不好意思見人”。星萍喜歡cosplay和跳舞，會在b站發vlog和翻跳視頻，有一次直播時，有個男網友發了這條評論。她當時有點懵，事后越想越生氣。

星萍動過回老家蘇州的念頭，但現在的住處離高風險區很近，回去要被隔離，她怕有許多未知的麻煩，就又留下來了。

找工作的幾個月里，星萍的要求一再放低。開始想投身喜歡的新媒體行業，在一家直播公司做了一周，要長時間直播、拍視頻帶貨，收入也和面試時說的差距甚遠。后來，星萍只要求能雙休，工資夠房租和生活，3000塊也行，但滿足雙休條件的崗位，她看到的也只有銷售和客服崗。

甚至還遭受了各種意想不到的職場歧視。應聘文員崗位，被要求取下口罩看相貌;明明招聘啟事上沒有身高要求，卻被HR在詢問身高后拉黑。

有時候她也懷疑學歷根本沒用。和兩個學歷不高但有工作經驗的女士一起面試，HR從頭到尾沒有問她話。她后悔考研：如果早點出來實習、刷簡歷，“也許不至于到現在這種地步”。

02

漂泊他鄉的星萍，以打零工來維持生存;而回到老家、幾乎不需要自掏生活開支的冷宇，則是為了逃避父母的嘮叨，去托班當了輔導老師。

今年上半年，大學長期封校，冷宇在老家完成了畢業論文和答辯。因為疫情，最近的幾場資質考試都被取消，她受不了每天備考卻總考不成、在父母看來什么事都沒做的日子，就在家附近找了個托班機構工作——月工資2000元，包吃住。

托班接收的是父母沒時間管午晚飯或沒法輔導作業的小學生。冷宇帶二年級，中午11點多接孩子放學，帶他們吃飯、寫作業，下午2點送去學校，5點接回來。等孩子們作業都寫完或家長來接走后，她才能離開，有時候會到晚上10點多。

工作時間長還在其次，最讓冷宇苦惱的是和孩子們的溝通：他們不調皮，也不鬧騰，但是輔導作業時，無論教什么，他都不說話，只是看著你，就算生氣都不能讓他們開口，像石頭一樣沉默。有的孩子基礎很差，課本上的內容，可能有70%搞不懂。

待了一段時間，冷宇才了解到，有的孩子來自單親家庭，有的是家里有了弟弟被冷落，有的是寄宿在此，周末才能回家。有個父母離婚后被判給爸爸的孩子，造句時在本子上一筆一劃寫著“我想我的妹妹，也很想媽媽，不知道媽媽什么時候回來”。冷宇看了心酸又無力，決定以后一定不當老師。

“無用的責任感對身心消耗特別大，你當老師，總是會想讓學生變得更好，可是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學習上，一個人的力量都太渺小，根本改變不了現狀。我看著他們，真的非常不忍心，但我無可奈何。”冷宇對工資多少不太在意，沒想到干著干著快有心理陰影了。只干了一個多月，就辭了職。

冷宇其實早就察覺到了就業形勢的嚴峻。她學的專業是旅游管理(中韓方向)，大三下學期，學院老師問大家考不考研，如果不考的話，就要參加學校的專業實習。

整個學院200多人，170多個同學都考研。她和剩下30多個同學被安排去酒店實習。

旅游管理專業對口的就業方向很窄，博士畢業去高校當老師算好的。大多數人讀研是為了換專業。冷宇實習時的上司也跟她說，入行近20年，酒店和旅游行業現在是走下坡路的，讓她最好別做這一行。同去實習的同學也對這份工作缺乏興趣。

冷宇在學校安排的酒店里實習了半年，學著疊不同形狀的方巾，應付著講方言的客人“你怎么聽不懂人講話”的質問，每天都筋疲力竭，偷偷掉眼淚。沒有老師提醒她們要趁秋招看看工作，她們也分不出精力去想這件事。

臨近春節，冷宇和同學們結束了實習回老家，她報名了今年4月的韓語等級考試，邊寫論文邊備考。她想拿到證書，找小語種方向的工作。

離考試日期還有20天時，因為風險管控，考點取消了。她有些氣餒，但又繼續報名了10月份的等級考試。9月中旬，又收到考點取消的通知。后來10月底的教師資格證筆試，因為疫情爆發，全省都取消了，那時離考試還有5天，冷宇還在背誦書本。

“一年都在備考，一場試都沒有考成。”冷宇感覺進入了一個無解的循環，很多工作要求有工作經驗，但她是應屆生;即使只要求資質，但她還沒有證書;想好好準備考下證來，但連考場都沒進去過。

冷宇也嘗試投過簡歷，但完全沒有回音。父母催她找工作，叫她考事業編，她也去看，不是限定專業，就是要求研究生學歷加工作經驗，根本報不上名。

而經歷過酒店實習，下定決心一定不進酒店業的同學們，有考了教師資格證，回老家私立學校當了老師的;但很多還是在轉行無果后，又回了實習時的酒店，成為正式員工，這是當下唯一能走通的一條路，“我了解到的是沒有轉行的”。

吃住在家里，冷宇暫時沒有經濟壓力，除了偶爾要面對父母“你天天待家里什么都不做”的質問，也不是太難熬。她打算繼續投簡歷，并且明年再考一次。

03

私企工作難找，而考公、考編、考國企也一樣很難。2022年國考報名人數，高達212.3萬，而招聘崗位為3.12萬個，平均68人競爭1崗。

央企、國企這類相對穩定的工作單位，今年變成了畢業生求職的首選。從事應屆生就業輔導的萬校長敏銳地察覺到了這個變化。以前加他微信的學生，問的都是想進互聯網大廠該怎么提升簡歷、有沒有內推機會，“現在風向完全變了。”

在今年3、4月春招時，他開設了一個關于央企國企求職的自媒體賬號，加他的90%都是家長。以前服務的主要是學生，但今年家長都開始焦慮了。

萬校長發在朋友圈的感慨（供圖：受訪者）

萬校長明顯感覺到今年畢業生求職難度比以前大了很多，以前幫忙改簡歷、實訓提升后不少人可以進二面，但今年很多連簡歷關都過不了。他在長沙和一家上市公司老板吃飯時，對方說“從沒見自己公司HR這么硬氣過，不是985畢業的簡歷都不看了”，而在以前，普通本科的畢業生投簡歷的都不多。

今年這家公司招聘，非常看重工作經驗，以前內推的產品經理崗，專業要求都放得很寬，學設計的、學應用統計的都可以，只要有過項目經歷，不論參與程度與規模，都可以有個筆試或面試機會;而今年人員需求急劇下降后，招聘要求收窄到只接受有技術開發背景的，要有大型項目的深度參與經歷，才有可能通過簡歷初篩。

沒有在大學期間沒有刷實習、做項目，也不是知名院校畢業的應屆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難度，要比以往高出數倍。萬校長還發現，慘烈的就業形勢，也有反向傳導效應，大二、大三學生的憂患意識大為提高，他們已經在考慮從現在開始該為求職做點什么。

04

畢業生難就業，也不是因為太過挑剔。本著“先就業再擇業”的想法，星萍接受過一份工作——在一家放貸公司當電話推銷員。

上班的第一天，她就因為還沒打完招呼就被對面掛電話、工作時一直被人盯著而想離開，但為了房租、為了雙休，她還是想先堅持一個月。

但每天上班，她都陷在良心與現實交戰的兩難困境里：那位顧客真的需要貸款嗎?他的條件根本拿不了貸款，為什么還讓人上門了解?利率這么高是高利貸吧，這不是違法嗎?我不會被抓吧?我要用靠欺騙別人來掙錢嗎，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掙錢?

因此，近一個月里，她也只是按要求撥打電話，并未開過單，最后公司以“沒完成業績”對她罰款時，她再也受不了，就辭了職。離開公司后，被七月的驕陽炙烤著，她在馬路邊哭了一通。

后來封控時，也因為要生活費，星萍和父母吵過幾次架，父母覺得她沒找到工作“就是不努力”、“為什么不能早點安排好，一直問我們要錢”，也不問她是否買得到吃的，生活怎么樣。

星萍60元購買的一周食材（供圖：受訪者）

在西餐廳工作后，星萍沒再去糾結大學畢業當服務員值不值的問題，她覺得很滿足，至少不用再伸手要錢，而且賺的每一分錢都是勞動所得，都堂堂正正。

打零工，讓人更有選擇權。

現居廣西南寧的呂霄，也畢業于一所二本大學的旅游管理專業。從去年秋招開始，投了近十個國企，做了N次筆試，跨市面試的住宿費和路費也花了不少，但面對更高學歷、豐富工作經驗的競爭對手，這些努力都沒什么結果。

畢業后她進了一家地產營銷公司當總監助理，待了三個月，她覺得這時間“已經不算短了，因為直屬領導之前3個月送走過4位助理”。

除了完成助理的基礎工作——擬合同、走流程蓋章、寫會議紀要、出去開會、做工作匯報，還要做活動方案策劃、寫廣告文案和視頻腳本，經常加班到晚上11、12點。不止這些，她還總被其他部門領導要過去“打雜”，遲到一分鐘罰款30塊，說好的一個月轉正拖到三個月都還沒實現。

這樣的工作強度下，第一個月她拿到的工資是1310塊。且工作已經開始影響身體健康，她做夢都是開會，也開始長白頭發，于是很快和同樣受不了的同事集體離職了。

也得益于在上家公司的文案撰寫經歷，她收到了一家廣告公司遞來的橄欖枝——居家辦公的文案兼職，為其代運營的公眾號寫文案。雖然一條文案的價格也才幾十塊，但呂霄已經很滿意，“以前一天寫很多條，也沒有錢，現在努力寫可以比全職工作還賺得多。”

這些足以支付南寧市中心900塊的房租和生活用度，最重要的是，呂霄感覺自己比以前更有選擇權，“以前是工作挑我，不是我挑工作，但現在我一看到那些重度加班還單休的崗位后，就會更努力地寫，如果沒有這份兼職，我就只能接受了。”

來源：IT時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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