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愛立信交叉授權背后：華為的隱忍與野心

【IT時代網編者按】要突破美國市場，覆蓋全球，真正跳向全球中高端品牌競爭之列，必須先掃除技術壁壘。與愛立信的專利交叉授權協議，就是華為將最大市場風險——專利風險消除于萌芽狀態的關鍵策略。華為與愛立信的合作，不僅是化解成長、尋求自我突破的必經之路，也是國際企業巨頭之間的一種均勢博弈，未來的產業競爭，動員的力量將是生態體系，它有此消彼長，但不會是真正的零和游戲。

一件事，如果忽視它的時間窗口，很難看到背后的真實邏輯。

譬如3天前華為與愛立信續簽專利交叉協議一事。但媒體解釋跟華為官方一樣，即“創新與知識產權應該得到保護，為使用他人知識產權支付合理的補償對于促進技術窻、對技術進行共享與標準化、驅動和加速產業進步至關重要”。

這有點正兒八經。很明顯，表態沒有體現雙方背后的合作與博弈的深意。事實上，由于愛立信手機終端業務已持續萎縮多年，所謂“交叉專利授權”，更多還是華為為終端業務付出巨額專利費用。

一個未經確認的說法是，愛立信專利費標準約為簽署方銷售額的1%，一般授權協議周期4到7年，若按5年簽，2015年華為終端營收約200億美元，需付專利費10億美元。如按任正非未來5年終端營收要達到1000億美元的目標算，華為屆時可能要付50億美元。綜合折算，華為或須掏出30億美元。

相信數據最終會有出入。但這并非我要分析的重點。我的問題是，華為為何此刻公布這一消息;為什么甘心掏這么大腰包;協議簽署背后，兩大巨頭隱含什么博弈內容，涉及什么格局轉換;它對整個產業尤其中國本地同業有哪些啟示與影響等。

1、一個微妙的時間點

必須結合時間來說。這是2016年初，華為終端剛經歷了一個狂飆突進的2015年，終端全年出貨突破1億部，剛為此做了一番慶典;剛剛結束的美國CES上，華為終端發出了聲音;不久，華為每年都要發聲的巴展，又要揭幕了，少不了華為終端的聲音。

而1月13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集團市場工作大會上發表了講話，對三大業務部門都提出了全球化目標。尤其強調，華為終端業務“要敢于在5年內超越1000億美元的銷售收入，同時立足打造中高端品牌，通過中高端帶動中低端的銷售”。

2015年，華為終端營收200多億美元，等于說，未來這個周期，每年增幅必須達30%左右。相信你能感受到這家巨頭身上的某種緊迫性。那就是，華為集團正處于一輪關鍵的全球化周期，事關它在未來5到10年的戰略布局。與愛立信的專利交叉授權協議，應該是華為2016年及之后多年全球化戰略在技術層面的率先反映，當然更多涉及它的終端業務。

要體會任正非話里有話：終端5年超越1000億美元，對華為終端來說，可能不是神話，因為，除了手機，華為終端一定會進行水平布局，涉入更多產品線。但是，這一句不能忽視，“同時立足打造中高端品牌，通過中高端帶動中低端的銷售”。它意味著，華為終端品牌需要進一步提升，必須進入全球中高端之列。

這目標里，隱含著一種難以言傳的心病，也是一大障礙。那就是，在經過多年奮斗、成為全球第一大通訊設備企業后，華為在美國市場仍沒有真正的參與感。

我的觀點是：未來5年，華為集團將經歷一波更具影響力的全球化進程，如果不能突破美國市場，并在美國、歐洲、日本，當然也包括中國這種消費強勁的市場區域樹立起更高的品牌，就算終端業務完成銷售目標，華為依然難以稱得上是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企業。

而突破的關鍵力量，短期應該來自華為終端。相比側重基礎設施、“水電煤”、管道價值的運營商業務，側重消費類的華為終端，更容易消除美國政府意識形態的審視，不那么敏感。

要突破美國市場，覆蓋全球，真正跳向全球中高端品牌競爭之列，必須先掃除技術壁壘。與愛立信的專利交叉授權協議，就是華為將最大市場風險——專利風險消除于萌芽狀態的關鍵策略。

去年11月30日，也即華為終端發布Mate8后的次日，我寫過《Mate8背后：華為的野心、邊界及瓶頸》一文。其中提到，由于華為集團不斷驅動上游谷歌、ARM創新，終端業務出貨迅猛，可能引發手機價值鏈玩家警惕，“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未來一到兩年，華為或將遭遇三星、高通、蘋果或者斜刺里的專利戰。華為專利儲備深厚，但主要是圍繞通訊設備、芯片領域部分，在軟件、手機終端上并沒有拉開差距”。

必須承認，我忽視了更多斜刺力量。在通信終端產業鏈上游，除了谷歌、ARM、高通、蘋果、三星外，還有愛立信、微軟、英特爾、聯發科等許多核心玩家，甚至富士康這類代工企業也有相當的話語權。

2、為什么是瑞典愛立信?

這里你可能會問，愛立信到底有什么能量，讓華為必須牽手?而且，即便華為中短期有突破美國等關鍵市場的強烈訴求，跟一個瑞典企業有什么關系?

這家企業的歷史足證它的技術積淀。瑞典愛立信成立于1876年，次年就掌握了電話機制造技術，1878年11月推出了品牌。100多年后，當數字時代開啟，它很快成為2G/GSM、2.5G/GPRS領域的龍頭，業務覆蓋了網絡設備、專業服務、技術授權、移動終端等，是名符其實的全球通信業巨頭，左右著2G、3G、4G多世代的許多關鍵技術。其中，3GWCDMA市場份額全球第一。4G時代，它的LTE專利地位也具有主導地位。事實上，LTE就是愛立信最先提出的4G標準，為國際標準組織3GPP最早確認。2009年以來，它就在全球部署100多張4GLTE網絡。

當然，愛立信自身手機業務，在度過幾年輝煌后，2012年為索尼盤下，專注于網絡設備、專業服務，但它在終端領域的技術專利依然十分強悍。在整合下原北電核心技術后，截至目前，它在全球共申請35000多項專利，尤其在美、歐有強大的雷區。

體會一下愛立信CEO衛翰思4年前的話：“到2015年，全球三分之二的消費電子設備都將或多或少地實現無線接入功能。屆時，任何希望進入這一市場的公司或生產商都需要首先和愛立信達成合作協議。”

再看一個細節：截至目前，在終端領域，絕大部分領先過的以及正在領先的手機巨頭，都挨過它的技術“板子”：從摩托羅拉、諾基亞、三星到蘋果。而中國的中興通訊與小米，也被它告上過法庭。事實上，幾年前，愛立信與其他海外巨頭還曾針對中國手機陣營發出過整體威懾。這一過程中，愛立信的技術獲得了大量的授權機會。

一個必須提及的布局是，早在2001年，愛立信便成立了愛立信移動平臺公司，向全球設備生產商提供2.5G和3G技術授權，這就是后來愛立信技術授權平臺。2011年，這家巨頭的技術專利業務，就已經開始成為整個公司的賺錢機器。

這就是愛立信的地位。華為當然繞不過。華為網通設備有強大實力，在3G、4G、5G三個世代也有相當多的專利，但因過去定位于B2B業務，專利更多集中在網絡設備領域。華為手機處理器、操作系統等核心環節都已自主，但從2G到4G的終端，全球標準林立，專利更是分散，華為僅靠自主創新不可能消除更多風險。

如果將美國市場與全球化目標、未來5年的品牌戰略乃至未來10年甚至更遠的戰略愿景綜合考量，華為為此大掏30億美元的腰包，也是合算的。

3、華為的隱忍與野心

巨資獲得愛立信專利使用權，華為當然可以消除技術風險。但我覺得，這一動作有更多深意。

說到進軍美國，其實華為終端已經開始了。這塊業務雖然不像運營商業務那么敏感，但是老美的意識形態思維肯定不可能完全消除，它本來就更像是借政治口實阻擊華為落地。

盡管華為有委屈，但為了進入這一關鍵市場，你還得隱忍，持續表露自身的透明感，以換取信任。與愛立信簽署如此長周期、涉及巨資的專利協議，對于華為的形象塑造來說，也是非常有利了，它說明，中國這家巨頭遵循的是國際規范，為進入市場，它甘心為全球創新、為知識產權買單，而不是偷玩什么手段。我相信，這種動作會在產業界、區域國家政府尤其美國、印度等許多國家政府那里，留下深刻印象，持續建立信任。

我相信著這里面有華為中短期的全球市場公關用意，十分迫切。但若從長期戰略看，另一重博弈可能更具雄心。那就是，華為與愛立信這類巨頭的博弈，將隨著這一次的專利交叉授權，發生微妙的變化：GSM(2G)、UMTS(3G)及LTE(4G)蜂窩標準上，華為巨額買單，是為為它的5G時代掃除關鍵路障，為爭奪下一世代的市場地位甘心隱忍。

這一重用意絕非我的猜測。這本來就是華為未來5到10年的愿景之一。

前年，我寫過，2G時代，中國沒有什么標準話語權;3G時代，中國主導的TD-LTE空有三大國際標準之一的抬頭，市場上仍是個看客，WCDMA標準應用最廣泛。底層專利由愛立信、諾西、阿朗等占據大部分，華為、高通在各自細分領域也有不少。

這種格局左右著中國通信業下游競爭力。蘋果、三星、HTC的專利博弈，以及背后愛立信、高通、谷歌、微軟們的博弈，當然也包括全球通訊業、無線芯片領域的整合案，都讓人看到了專利博弈的殘酷。

為實現超越，華為早在2002年就開始研發4G。2004年底開始4GLTE標準化工作。當時華為聯合的對象就是愛立信、高通，它們在3GPP里列了4G項目。之后開始華為開始出產品，2008年底，第一款商用產品就出來了。那時，中國大陸3G才真正開放。2009年，華為在挪威奧斯陸部署了全球第一個LTE商用網絡，跟北歐運營商TeliaSonera一起共建。

之后5年，華為在FDD-LTE、TDD-LTE領域的累積越來越深。這一周期，愛立信、思科整體疲憊，華為一躍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通信業巨頭。

但是，3G時代，國際標準多，壁壘森嚴，4G時代雖有一定融合，但整體技術分布仍十分分散，雷區多多，華為要想越過海外巨頭的封鎖，也很難。它在持續布局3G、4G的周期里，一直尋求能在5G時代實現超越。

事實上，早在2009年華為首個4G商用網絡落地奧斯陸后，華為就開始醞釀下一代產品，當時公司研究部成立一個團隊，專門研究5G技術，很快又了一些初步成果開始.2013年，華為CEO在倫敦全球MBB論壇上，正式發布過這一消息。

不同于2G到4G時代全球標準并行，5G時代，由于實體經濟與ICT工業大規模融合，它對于通訊領域乃至更廣的ICT領域都有更高的要求，尤其體現在技術標準、方案的融合上。物聯網概念下的人人鏈接、人物鏈接、物物鏈接的要求，使得未來的5G標準，必須適應全球化市場的要求。否則，根本無法真正實現連接，不可能推動應用層面出現產業規模。

就是說，為5年后計，華為必須加快戰略轉型。而這5年，也是它面臨的最大挑戰：在終端等領域，它必須還得暫時適應愛立信、諾西等海外巨頭們的游戲規則。

前年，華為無線網絡產品線CMO楊超斌跟我說了這樣一句話：“對于既得利益者來講，要打破現有的格局是很痛苦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整個ICT行業發展非常迅速，作為一家公司，如果不去接受這個變化，就會被這個時代所拋棄?！?/p>

這句里面，我體會到既有一種挑戰的斗志，也有一種自我警醒。挑戰在于，華為不能一直在海外巨頭的游戲規則里生活，它必須尋求超越;警醒在于，華為自身也需要更多適應。在當時楊超斌的PPT里，我看到過這樣一句話：5G時代，華為將建立全球統一的標準，公司扮演的角色是：核心標準、技術創新。

與愛立信之間當然還會有持續多年的博弈。愛立信也在不斷懸掛著它的5G夢想，試圖未來繼續執掌行業。而它在放棄手機終端業務后，至今沒有放棄2G、3G、4G三個世代的終端底層專利，甚至還不惜成本與臭名昭著的專利流氓UnwiredPlanet交易的原因，在我看來，更像是為它的5G時代創造緩沖。

為防止過往許多專利成為沉淀成本，我的預判是，未來5年，愛立信的授權策略可能會更激進。

如此，就能理解華為為何甘心用如此巨大的成本，簽署專利交叉授權協議了。我能體會到一家持續崛起中的中國企業身上的那種忍耐力。當然，這于華為來說，確實也是必需。華為終端雖然目前談不上屬于華為核心定位，但卻是化解管道化壓力，構建云計算時代“端到端”服務體系的關鍵。而且，既然任正非已喊出1000億美元的營收要求，華為終端也必須消除各種不確定性，沖刺這一目標。

4、協議對中國產業界的啟示

那么，華為的這一動作，對于本地企業來說，有哪些啟示?

首先一層，我認為，它就像華為官方披露續簽協議時的表態一樣，必須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為使用支付合理補償，這對于促進技術創新、共享與標準化，驅動和加速產業進步至關重要。

那種通過區域布局逃避專利費用的策略，雖然一時有效，但若要有更大品牌擴張，走向全球市場，根本無法繞過。

比如中國小米，它前年以來就遭遇了愛立信了警告，甚至一度走向印度法庭，后來雙方解決部分，小米付出了一些代價，但截至目前未見更大范圍的授權合作。這反映在小米的海外有限出貨上，也反映在小米不管水平布局、通過自身或生態不斷涉入新的終端產品上。也就是說，專利問題遲遲無法解決的話，小米的商業模式會受到一定影響。

我們甚至可以說，2015年，雷軍之所以在出貨上食言，與它的海外布局有限深有關聯。

當然在商言商，只要小米在合法的區域行事，合理避險，也無可厚非。而且，巨頭愛立信多年來的專利授權價格，即便在FRAND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下，對許多新創品牌來說，也難承受。通過中國大陸“避風港”機制，規避風險，降低成本，也是許多企業的生存策略。

但若想實現新突破，你必須付出代價。而且，很多時候，這種代價隨著時間積累，體現最深的還不是資金層面，而是你的技術創新方面。一味的躲在“避風港”里，會有麻醉感，延緩自身的技術提升、自主創新。

當然，如果你有大把的現金，或者超強的資本運作，能抓住一些收購機會，就像聯想一樣，是可以獲得全球部分專利權，消除部分風險的。但沒有一家只靠收購獲得技術自主的。

一些產業人士對于華為巨資付費有些不以為然，甚至有點嘲諷。他們沒有看到買單行為里隱含潛在市場的突破，產品與品牌影響力的提升。試想，如果華為手機沒有什么競爭力，它怎么可能有“機會”掏腰包。這不是庸俗辯證法。專利費說明了一個企業的業務正處于上升勢頭。

其次一層，要意識到，盡管華為這次買單所費很多，但雙方簽署的仍是交叉授權協議。它意味著，愛立信類似業務也少不了使用華為技術。對于中國企業來說，能與巨頭簽署交叉授權協議，相當不易。

你去梳理一下，在上述提及移動通訊巨頭里，只有三星少數幾個與它簽署了交叉授權協議。更多手機企業，只是單向付出專利費，甚至蘋果至今仍在與愛立信博弈，試圖通過久拖不決的談判，躲過這一周期。

華為與愛立信暗中博弈多年，但近幾年很少看到它們之間發生訴訟苗頭。這印證著華為自主創新能力。如果沒有強大技術儲備，它不可能走到今天。只是說，這個階段，它需要中斷業務沖刺，到了買單更多的時候。

還有一層，我覺得更為重要。要看到，未來的世界，不但本土實體經濟與ICT之間持續融合，全球區域經濟體之間也在發生形式上的整合，各種區域性的貿易組織、聯盟體持續形成，就像它對未來5G標準的技術統一、適應全球化訴求一樣，中國企業需要更多考量一個開放、融合的市場趨勢，如何學會在復雜的游戲規則里，利用自身的優勢，與國際巨頭共舞，已經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了。

上面已經提到，華為的用心里，就有這一重，任正非多年來要求華為堅持自主創新，但并沒有強調過頭，陷入一種產業民族主義情緒。既然意識到未來的全球5G標準是一種融合模式，你無法保證自身技術完全主導，就必須尋求更多合作。

與中國許多企業之間擅長的“三觀碎地”的撕逼不同，華為走的是技術開放模式。它的“被集成”戰略里，隱含著兩重用意：一是“以客戶為中心”，統籌所有適合的技術方案，包括外部方案，某種程度上，華為是全球通訊領域最大的系統集成商;二是你必須具有定義市場、應用的能力。說白了，你必須能主導市場層面的部分游戲規則。這兩者缺一不可。

從開放合作來說，與愛立信之間的交叉授權協議，華為固然將付出許多代價，但它的另一面也是如此：愛立信的技術與方案，將納入華為的“被集成”戰略中，成為華為綜合服務體系里的一部分。或者說，愛立信無形中也不過是華為的技術供應商。

事實上，華為雖然期望在5G時代建立全球統一標準，扮演的角色是“核心標準、技術創新”，但在這一前瞻布局上，并非封閉模式。除了在全球范圍設立諸多研發中心，招募國際頂級科學家外，華為一直堅持開放合作，建立5G產業聯盟，深度參與全球三大前沿機構METIS、5GIC、5GPPP的核心項目，華為甚至分別是三家機構的主要發起者、創始方、董事會成員。而在中國大陸，除了早期參與8635G計劃外，華為還是IMT-2020(5G)標準的核心貢獻企業。

可以這么說，沒有全球區域國家與地區的參與，沒有具體行業的參與，僅僅靠ICT 企業，是不可能建立起統一的5G標準的。

在我看來，華為與愛立信的合作，不僅是化解成長、尋求自我突破的必經之路，也是國際企業巨頭之間的一種均勢博弈，未來的產業競爭，動員的力量將是生態體系，它有此消彼長，但不會是真正的零和游戲。

放在華為身上，它設定的目標是，2018年，將部署5G試驗網;2020年，正式部署商用網絡。如果再考慮到任正非對華為集團最新的整體期望，尤其是1月13日會議中強調的戰略機會點的把握，無論是運營商業務、企業級業務還是終端業務，都面臨一個緊迫的關口。華為雖然有從容的資本，但時間不等人。放在華為終端業務上，尤其如此了，一個1000億美元的營收目標，等于說未來5年，每年增幅要高達30%，沒有一個開放的姿態、模式，幾乎不太可能實現。

由此，我也判斷，華為終端業務會有兩條開放之路：縱向上，除了上面的集團資金換技術、換市場，換時間，為5G時代創造緩沖外，橫向上，它還必須通過擴充多條產品線獲得成長。

而2016年年初的牽手愛立信，對于華為來說，正是以一種隱忍的姿態換取未來5到10年的戰機、戰略轉換的周期。5年后，相信5G正式開啟后的一幕，華為今日的舉動，值得我們更多反思與重估。【責任編輯/荊玉珍】

來源：夸克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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