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劉國恩：新冠病毒按生物規律進化，人類沒法一舉消滅之

南京的德爾塔變異株跨省傳播剛剛被遏制住，福建省近期又出現了新疫情。以廈門市和莆田市雙中心傳播，福建已經累計報告了本土確診病例446例(9月22日數據)，新增病例仍在增加中。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近日也出現了11例感染病例，尚不知會否出現外溢。

“到目前為止，還不可以講大局已經穩定了，我們放眼國際，疫情勢頭還沒有過去。有沒有第3波、第4波病毒傳播的風險，我認為依然難說?！北本┐髮W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劉國恩對網易科技說，他從去年以來的看法就是，這次新冠病毒對人類空前的襲擊，持續時間大概率不會停留在1年期內，短則2-3年，長則5-10年，甚至會更長。

此前，在新冠病毒變種傳播引發的一波該清零還是該共存的激烈爭議中，劉國恩在朋友圈里轉發了一條著名生物學家饒毅寫的文章《誰與誰共存:老祖宗病毒與小孩子人類》，這篇文章較為委婉而戲謔地抨擊了主張消滅病毒一方對于生物學專業知識的欠缺。

“這個問題真沒必要爭論下去，繼續糾纏不休，無異于降低大家的智商?！眲鞲嬖V網易科技，他對饒毅的文章表示認同，因為那個文章已經把常識講得很清楚了。

受訪者供圖

劉國恩是著名的健康經濟學家，除在北大的本職工作，他還兼任國務院國家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2020年2月初入選全國新冠肺炎專家組成員，他也是該專家組唯一的經濟學家代表。

去年早些時候，劉國恩就公開提出，要理性和科學抗疫，不分輕重、不惜一切代價的“一刀切”做法并不可取，反而可能導致人為造假、隱瞞真相。他并建議國家應該按疫情嚴重程度進行更為合理的分級防控，盡可能實施因地制宜的優化措施。

他當時認為，從全球疫情發展來看，新冠病毒成為人類生活常客的幾率不斷增加，“我們必須從殲滅戰向持久戰進行戰略調整的準備”。

如今，針對新冠病毒的防控已經持續了一年以上，國家對局部地區發生的疫情已經采行風險分級管理機制，不再是大范圍的一刀切。

而在近期國內有關清零還是共存的爭執背景下，劉國恩一如繼往地提出，應該更加科學、理性、系統地探討長期抗疫的防控優化問題。

雖然中國已經有效地控制住了從南京冒頭的德爾塔病毒傳播，但零星疫情時有發生，專家呼吁大家要警惕懈怠心理，依然應該嚴防死守，等待拐點的到來。

劉國恩認為，要提防第三、第四波疫情的發生，目前國際疫情形勢仍然復雜，中國雖然風景獨好，但只是相對的安全，還不到說大局已定的時候，不確定性依然存在。且隨著發達國家相繼放松防疫管控，面對可能出現的開放落差，中國應該快速推進科學的免疫屏障建設，為之后的長期開放打基礎做準備。

1，新冠病毒長期存在是大概率事件，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

網易科技：是做好長期與病毒共存的準備，還是堅決將之消滅，兩者我們怎么選擇？

劉國恩：這不是一道人類可以隨心所欲的選擇題。如果我們尊重常識，并發自內心的講真話，應該沒有理由在這個問題上攻擊像張文宏醫生這樣的杰出醫務人員，也不會在常識面前弄到病態的社會撕裂。

那些聲言要與病毒勢不兩立的人，我不知道他們確實因為缺乏常識，不明白生物進化的道理，還是出于偏見或恐懼，非要裹挾大眾號稱擁有戰無不勝的無窮力量。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到目前為止我認為還是解釋生物界繁衍進化的最佳理論，自然也適用于解釋人類與病毒的關系。病毒作為一種微生物種，當然也是在不斷進化。病毒變異的出現，就是進化的結果。同樣，人類作為生物界的一份子，也不能抗拒生物進化的規律。

生物醫學史告訴我們，人類與病毒的共存從來是常態。少數病毒與人類可能“不共戴天”，偶爾也有以失敗告終，比如天花病毒的消亡，但屬于極小概率的事件。再如2003年的SARS，來無蹤、去無影，消失之快，至今也令人費解。在此次人類應對新冠疫情的一年多來，我自己也沒少看相關專業文獻和科普報道，發現在關于探索新冠病毒的認知進程中，反倒是中外病毒生物學家們不斷表現出更加敬畏自然的科學態度。

網易科技：去年春天您也講到，要有長期抗疫的準備。也就是說您也同意新冠病毒是一個常駐病毒的觀點？

劉國恩：是的，現在的情況和我去年的判斷基本一致。在當時的預判中，我講到這次新冠病毒對人類空前的影響，持續時間的大概率不會停留在1年期內，短則2-3年，長則5-10年，甚至會更長。德爾塔病毒的到來，更進一步增加了這種推測的可能性。有必要說明，這種推斷并非拍腦袋的瞎猜，而是基于歷史上冠狀病毒包括流感病毒的傳播方式的判斷。

現在新冠病毒出現了多種類的變異，越來越可能成為一個常駐的病毒。當然，說它是一個常駐病毒，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該任其“放任自流”，這是兩個不該混淆的概念。相反，對于常駐病毒，比如像常規季節性流感病毒，我們更應該做好長期與之“打交道”的各種準備，包括思想意識、技術系統、以及人財物等資源配置，從而能夠更從容、有效地應對疫情，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這種認知以及隨之優化的防控措施怎么看也不是件壞事。

網易科技：會不會病毒存在時間一長，最后人們真的習慣了適應了，真出現見慣不怪和諧共處的局面？

劉國恩:這個問題的答案，最好從生物演進的科普常識去尋找。大家知道，病毒是微生物群中尺寸最小的成員，生物性能最原始，不能自我復制，而要靠寄生其它宿主才能生存。新冠病毒大約在100納米的大小量級，其生存得靠寄生動物細胞進行復制。如果毒性很強，致死宿主的風險高，也就意味著與其“同歸于盡”的概率更大，自身生存的復制機會也就更小。因此，最后只有能夠適應如此生物學演進法則的非烈性病毒，才可能成功與宿主共存下來，也就是傳播力強、但殺傷力更小的一類病毒更能生存。事實上，德爾塔病毒區別于原始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學特征正好具備這兩大特點?？磥?，達爾文的“適者生存”論，再一次為認識新冠病毒的演進規律提供了理論基礎。

2，防疫機制，要在第一類錯誤和第二類錯誤中尋求最佳平衡

網易科技：地方上發生了局部疫情之后，往往是嚴陣以待、全力封堵，您覺得這種做法可持續嗎？

劉國恩：在統計學上有第一類錯誤(Type I error)和第二類錯誤(Type II error)的重要區分。以防疫為例，第一類錯誤是說如果防控邊界劃得不夠充分，姑且叫弱干預，就會增加防疫失敗的錯誤風險。與此同時，弱干預對公眾造成的直接影響更小，包括降低個人讓渡的出行自由、工作機會以及社交生活等代價。第二類錯誤則是指如果擴大防控邊界，自然會降低防控失敗的風險，但同時會增加傷及無辜的錯誤風險，從而使公眾付出的“誤傷”代價更高。

對于責任主體而言，實施干預措施的強弱取決于如何權衡抗疫風險的個人責任和他人代價的取舍關系。通常情況下，如果出于責任主體的利己動機，其理性選擇一般是趨于強干預，即降低一類錯誤，同時也就擴大了二類錯誤。事實上，歷史上很多所謂“寧可誤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觀察，為責任主體往往采取強干預的動機提供了極端的例子。

回到新冠抗疫的措施選擇上來，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更加復雜。因為疫情傳播的縱向動態關系，抗疫措施強弱的選擇一方面要考慮當期的一類錯誤與二類錯誤的取舍;一方面還要考慮當期干預行動與長期效果之間的關系。如果實施強干預，抗疫失控的一類錯誤風險自然降低，但同時增加了防控代價過高的二類錯誤風險。反之也然。

面臨如此大規模的全球大流行疫情，各地的責任主體所承受的“兩難”選擇壓力應該不小，如何“合理”決策實屬不易。也正因為如此，更有必要在公共空間討論上述類型的錯誤風險與公共代價的取舍關系。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公眾越明白相關問題的取舍關系，也就越能理解并支持基于共同認知的合理決策，抗疫工作也就越能更好推動。在現代社會的治理中，應對具有重大負外部性的公共政策選擇，最佳的辦法之一就是增加公眾的知情度和參與度，盡可能向公眾宣講問題的性質和不同措施的利弊。

網易科技：您很早就提出防疫不要全國一刀切，要更精細化，因地制宜、因人而異，要有彈性，并呼吁盡快組織專家對全國各地疫情進行全面科學評估，進行系統性的疫區程度劃分管理，這種管理有什么好處？

劉國恩：根據不同城市、不同地區甚至更小范圍的風險等級進行防控，無疑是更為科學和優化的措施。其實，越來越多的地方也正是在開展富有彈性的抗疫措施。比如，現在各地根據疫情程度劃分為高風險地區、中風險地區、低風險地區，從而對人們的出行和公共活動進行強弱有別的抗疫干預和動態調整。

基于不同風險人群進行強弱有別的抗疫措施，也可稱為“靶向”抗疫，早在2020年初就有歐美學者開始論述。從道理上講，并不費解靶向抗疫為何更為可取。如果能夠識別病毒傳播風險，針對高風險地區和高風險人群，實施高級別的抗疫干預，不僅能夠更有效阻斷病毒傳染，也能夠更好集中配置資源，從而更具有經濟可持續性。與此同時，靶向抗疫所殃及的無辜地區和人群也更少，其經濟活動、社會活動也少被耽擱，無疑更有利于提升社會抗疫的整體有效性和公平性。

中國這么大，地廣人多，為了更好推進有效精準的靶向抗疫，防疫的責權制度也還可以進一步完善。

首先，需要探討社會設定一類錯誤的基本原則，其中包括兩個重要考量。一是科學考量，從理論上判斷能夠降低一類錯誤的極限，包括是否能夠徹底清零。二是效益考量，從實踐上分析降低一類錯誤所要增加的資源消耗。人們常說“生命無價”，我想這只是人們的價值取向，強調社會對生命的珍惜和尊重，而非無視資源約束的行為范式。因為，當干預某種疾病風險的一類錯誤越逼近極限，資源約束一定越來越緊，人們面臨的另類風險自然升高，包括其他疾病與生活困境等次生災害。其次，明確了抗疫所應達到的科學可行與經濟有效的目標，各地責任部門就可能更好地開展因地制宜的差異化干預。毋容置疑，只要各地主管部門能夠更好發揮各自的創造性和能動性，長期抗疫的效果和可持續性才會更好，其社會和經濟代價就會更低。

3，避免開放落差，要靠群體免疫

網易科技：從經濟層面來講，我們去年是實現正增長的唯一大國，比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現在疫情也只是在局部發生，是不是可以自信地說，對于我們，嚴峻的考驗已經過去，疫情影響不了我們的發展大局？

劉國恩：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2.3%，主要得益于在第一季度政府推進的強有力防控措施，尤其是全國上下民眾的高度配合，通過讓渡個人巨大的自由空間，為阻斷第一波疫情的蔓延貢獻了決定性力量。換言之，疫情重襲下的經濟復蘇來之非常不易，太多人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由于地區之間和收入階層的差異，各地嚴格統一的抗疫措施，客觀上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更大，因為他們原本的個人儲蓄就低，一旦數日無收，其進一步的生活難度可想而知。

從全球疫情最近數月的趨勢看，現在講大局已定恐怕為時過早。當然也有好消息，因為全球疫苗接種人群的不斷擴大，德爾塔病毒波的沖擊似乎下降得比預期快不少。盡管如此，夏季即將結束，有無新的變異病毒接踵而至，還難以預料。

當下，德爾塔病毒仍在不少國家繼續，無癥狀傳播力比原始病毒更強，幸好殺傷力相對更弱。盡管如此，我們繼續維持清零目標的防控壓力仍然很大。國門開放的大小，既是影響輸入性風險的決定性因素，又是國家對外經濟活動的關鍵通道。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貿易依存度在1/3左右，因此在新冠輸入性風險與對外經濟活動的取舍決策中，如何把握最優的國門開放度是影響我們發展大局的重大挑戰。

網易科技：美、英等發達國家都放松了防疫策略，不再嚴控，對于一直采取清零和嚴控策略的國家來講，會不會形成開放落差？

劉國恩：很多發達國家，像英國、法國、德國、以色列、新加坡等，他們接種疫苗的比例很高，尤其是完整接種的人群比例，目前處于在開放國門下的抗疫優勢。如果新冠病毒長期與人類共存下來，現在也越來越成為大勢，那么這些國家通過進一步的疫苗接種實現群體免疫屏障，他們在抗體保護率方面就更有科學優勢，也就意味著他們之間采取全面放開的條件就更加成熟。

對于我們而言，目前除了進一步加強疫苗認知的公共傳播和接種推廣行動，同時應該考慮開展開放抗疫的試點特區，測試開放條件下新冠感染的公共風險，探索如何與病毒長期共存所需的醫學手段和其他條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國門開放落差，從而增強長期抗疫和開放經濟的韌性和增長潛力。

網易科技：接種疫苗是唯一的選擇么？

劉國恩：根據人類在過去的100多年抗疫經驗，疫苗手段確實是應對大多病毒的最佳預防措施，也是人類與病毒長期共存的保障。

大家經常提到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當年致死近1億多人，其中大多為青壯年，但其流感病毒已同人類長期共存下來。如今，季節性的流感時不時來一次，盡管無法完全阻攔，但人類通過不斷更新換代的疫苗，已經不再懼怕它的出現。因此，我們說戰勝病毒，并非意味著病毒被徹底消滅，而是通過科學的疫苗接種手段，保障人們可以正常的生活與工作。

網易科技：是不是可以說，最終走向開放或者放開，這肯定是一個大勢所趨？

劉國恩：長期看，開放抗疫一定是大勢所趨。誠然，開放國門可能增加輸入性風險。但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科學評估開放對抗疫和經濟的利弊。事實上，人類發展的歷史從來就是一部伴隨和應對各種風險的成長史。對每個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無人不怕死。因此，恐懼風險和主動避險為人之本能，無可非議。矛盾的問題是，但凡活著，風險無處不在，包括吃穿住行的所有舉動。我們出行乘坐汽車、高鐵、飛機，哪樣沒有潛在的災難性風險?但人們是否因此就不出行了呢?果真如此，如果大家都足不出戶，其實另類風險更大。暫且不說其他風險，斷糧缺水首先就是致命性的最大威脅。

所以，中國的發展不僅需要開放，而且更大的發展源于更大的開放。中國和西方國家采用的防疫模式雖然不同，國家的體制機制也有別，但全球化使地球越來越平的大趨勢不會變，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取向不會變。在應對新冠全球大流行的問題上，各國面臨著本質相同的風險和約束條件。因此，只有當全球抗疫的大局穩定下來，無論其穩態是否與新冠病毒共存，人類生活才能回到自由往來的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何更好、更快地推進全球性防控合作，共享新冠數據、防疫技術以及國際援助，應該是當下世界各國尋找共識、共存、共贏發展的中心支點?！矩熑尉庉?慶華】

來源：網易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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