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產品研發不成功,你們可以換個工作,我只能從這里跳下去了!”49歲的任正非站在深圳南油深意工業大廈五樓的窗邊,對著研發工程師們喃喃地說。
1993年,是他職業生涯的第二個低谷。華為費勁全力開發出來的空分模擬局用交換機JK1000剛一問世就面臨技術被淘汰的窘境。任正非又孤注一擲地開始了數字程控交換機C&C08的研發。舊的項目沒有帶來利潤,新的項目又投進去幾百萬,華為的現金流迅速陷入困境。25年前的中小民營企業境遇和現在也沒什么區別,銀行不給貸款,任正非只能借高利貸來勉強度日。
老板愁,工程師也愁。華為在C&C08項目前,只有過時的空分模擬JK1000交換機研發經驗,對于數字程控技術壓根就沒有積累。大家都是硬著頭皮現學現賣,技術問題終日不斷。任正非沒辦法,收起愁容,每天去員工宿舍給工程師打氣,他告訴眾人:“十年后,華為要和AT&T、阿爾卡特三足鼎立,華為要占據三分之一的天下!”[1]
大家對老板畫的餅一笑置之,很快,又重歸嚴肅。因為所有人都明白,華為的身家性命,都綁在這一個產品身上了。
1/ 基礎研究部
90年代初期,國內的交換機市場被“七國八制”占領,型號品種更是五花八門。如何差異化地將C&C08做成拳頭產品,是擺在所有參研人員面前的首要問題。
C&C08A原型機采用通用器件來實現數字交換,一個功能就需要一個機柜來實現,看起來傻大黑粗。從瘦身和降成本的角度,大家都把目光投到了“小低輕”的芯片研發上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盡管總想著跳樓,但在技術投入上任老板從不含糊。在一屁股債的情況下,他仍咬著牙東拼西湊了十幾萬美元,從國外買來一套EDA設計軟件,支持芯片研發。有了自己的EDA工具,由從908工程無錫華晶挖來的李征負責,經過夜以繼日的開發和驗證,具有2K*2K無阻塞交換功能的專用集成電路(ASIC)當年就問世了[2]。這顆拇指大小的芯片,被命名為SD509。
SD509并不是華為自研的第一款芯片。早在1991年,任正非就從隔壁的億利達挖來了硬件工程師徐文偉(大徐),由他組建了華為的集成電路設計中心。在大徐的主持下,葉青等人反向開發了一款數字芯片SD502,這是華為芯片研發的發端。
功夫不負有心人,C&C08在1993年年中研發成功,采用SD509的A型機更加緊湊美觀,更憑借同類產品一半的價格迅速進入農村市場。隨后,華為乘勝追擊,研發了萬門C型機,并在1994年成功開局,實現了對市話的突破。華為的業務開始從農村進入城市。
C&C08是華為研發的里程碑,自研芯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華為也因此實現了跨越式發展。1994年,C&C08銷售達到8億元,1995年達到15億元,到2003年,累計銷售額達到千億元,成為全球銷售量最大的交換機機型。
然而,企業一大,問題就多,尤其是在草莽時期的華為。并行開展的多個項目缺乏統一管理,版本混亂。研發力量分散,資源重復浪費,沒法形成合力。一段時間,“救火隊員”甚至比項目經理還受歡迎。
1995年3月,華為的“二號首長”——總工鄭寶用意識到這個問題,把各業務部抽象出來,成立了中央研究部,開始研發的規模化、集中化管理。中研部下設無線、交換機、智能等業務部,其中的基礎研究部主要負責華為的芯片研發。
此后,華為的研發力量分配和管理更加合理,實力大大增強。而基礎研究部也伴隨著華為的騰飛進入發展快車道。僅過了三年,芯片設計工程師就超過300多名,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芯片設計公司。僅幾年時間里,由徐文偉、李征、葉青等人帶領,先后研發了包括模擬電路SA系列、數字電路SD系列、厚膜電路SD系列等的數十種芯片,涵蓋程控交換機、光傳輸及WCDMA基站等多項核心技術。
自己設計芯片帶來的最直接好處就是成本大大降低,每片成本基本能控制在15美元以下,如果直接采購國外廠商的芯片組則成本超過100美元甚至200美元。憑借巨大的成本優勢和多年的技術積累,華為成功打破國外壟斷,開始逐步統一種國內交換機市場“七國八制”的亂象。
2/ 海思和K3V1
經過了近十年的高速發展,到了2000年,華為已經是國內通信設備的老大。銷售額猛增至220億元,超過中興一倍多。但是興衰和沉浮總是交替出現,十年前任老板給大家畫的三分天下的大餅還遠沒有實現,華為就再次陷入了新的危機中。
2001年到2002年,任正非在小靈通和CDMA的判斷上出現戰略失誤,讓UT斯達康和中興發了大財。而此時華為的心思都在圍剿舊將李一男的港灣科技上,營收首次出現負增長。任正非后來回憶這段時間時說:“華為處在內外交困、瀕于崩潰的邊緣……華為是十分虛弱的,面臨著很大壓力”。[3]
好在墻里開花墻外香。華為下重注的GSM和3G業務在海外獲得井噴式增長。華為決策層也快速糾偏,2003年,迅速集中研發力量切入小靈通領域,使得小靈通的價格驟降85%,UT斯達康和中興的暴利蕩然無存。與此同時,華為開始重新拾起任正非曾經強烈反對的手機業務,開始了白牌手機的生產。
從2004年開始,華為逐漸走出冬天,營收開始加速增長。緩過氣的華為隨即成立了全資子公司海思半導體(英文名HiSilicon,就是Huawei Silicon的縮寫),開始更加系統的進行芯片研發。海思獨立經營,獨立核算,但實際仍歸屬在華為的大戰略框架下。
2006年,看到聯發科的Turnkey GSM方案造就了中國的山寨機,華為心動不已。針對已經開展的手機業務需求,海思開始著手研發自己的手機芯片解決方案。三年后,海思推出了第一款手機應用處理器(AP,Application Processor),命名為K3V1。
K3是登山界對喀喇昆侖山布洛阿特峰(Broad Peak)的別稱,海拔8051米,是世界第十二高峰。K3與他的兄弟峰K2(喬戈里峰,世界第二高峰)一樣,是世界上公認的攀登死亡率最高的山峰之一。作為手機應用處理器的攀登者,K3V1也沒有幸免,剛一問世,就陣亡了。
K3V1采用的是110nm工藝,而當時主流芯片已經采用65nm甚至45nm,足足一代多的性能落差。操作系統也是偏門的Windows Mobile。這樣的策略性失誤導致連采用K3V1的工程機都沒有,更別提鋪貨上市了。
2009年,華為營收1491億元,超過諾基亞西門子和阿爾卡特朗訊,成為僅次于愛立信的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商。任老板吹過的牛遲到了幾年,還是實現了。華為的巨大成功,讓K3V1的失敗顯得微不足道。而對海思而言,這結結實實的一巴掌,讓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氣。
3/ 巴龍
1995年,華為研發的CT2(二哥大)項目失敗了,緊接著就上馬了一個新的DECT(一種企業用無線通信技術)無線基站項目。一年后,基站樣機做出來了,卻發現沒有測試用的手機。沒辦法,項目組又開始開發測試用手機,測試完成了,又在市場上找不到配套的商用手機。當拿到可以配套的手機時,華為發現國內發布的工作頻段與開發的歐洲標準不重合,國內根本沒法用。就這樣,一波三折。經過了近三年沒頭蒼蠅般的艱苦研發,DECT項目只能躺在實驗室里,上千萬的研發費用打了水漂。
所有的失敗都不是徒勞的,前提是能認識,總結,再改進。這類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大項目在華為頻頻出現,引起了任正非的重視。中研部的成立是華為內生的變革,但閉門造車只會更加衰落。于是,任正非開始強力引進IBM的IPD(集成產品開發)和ISC(集成供應鏈)等管理系統。華為的研發管理體系從此走上了正規化、高效化和國際化的道路。
對于項目組而言,失敗是痛苦的,但咬牙堅持也造就一批又一批經驗豐富的工程師。華為沒有給他們太多壓力,反而讓他們承擔更大的責任。1998年,DECT項目組的王勁成為GSM基站BTS30的產品經理。這款基站銷售壽命長達十年,是華為銷售壽命最長、銷售金額最高的單一基站產品。2007年底,已經成為歐洲研發負責人的王勁回到上海研究所,組建橫跨海思和終端公司的無線芯片團隊,開始研發移動通信的核心器件——基帶處理器(BP,Baseband Processor)。
把猛人王勁火急火燎地召回做基帶處理器,也是被逼無奈。3G最開始的流行,主要源于數據卡提供的高速移動上網功能。U盤大小的數據卡插在筆記本上,馬上就能上網,成為當時很多人出差的標配。傳統的手機大廠看不上這塊業務,給了華為機會。
2005年,華為數據卡E系列在歐洲大賣,僅E220銷量就高達900萬部。這種結構小巧的設備利潤高達數百元,一時間,華為手機終端都需要靠小小的數據卡來養活。
天下沒有獨享的蛋糕,賺錢的生意很快引來了華為的老對頭中興。2007年,中興開始大舉進軍數據卡市場,并率先壓低價格來搶占市場。“鶴蚌相爭,漁翁得利”,古老的中國智慧外國人也玩得溜。美國高通是數據卡基帶處理器的唯一供應商,兩家中國公司在歐洲爭市場,卻幫高通打掉了歐洲原有的數據卡銷量冠軍Option,擠壓掉了對方3G基帶處理器的研發資金。
兔死狗烹,當數據卡業務井噴時,華為突然發現,基帶處理器經常斷貨,而中興則毫無影響。原來在高通發貨的優先級中,中興一直高于華為。追根溯源,是因為中興從1998年起就和高通一起研發CDMA基站和手機產品,是他的堅定盟友。斷貨導致到嘴的鴨子不停地飛走,市場倒逼需求,華為沒辦法,開始了基帶處理器的自研道路。
基帶處理器負責移動終端信號收發、處理各種通信協議。如果沒有基帶處理器,你的手機就連不上網絡,發不了短信,成了一部“裸機”。它被公認是移動通信領域最硬的骨頭。
王勁人稱“拼命三郎”、“最能啃硬骨頭的人”。也許是最早DECT項目的影響,他目標一旦確立,就始終如一,拼盡全力去完成。在他的帶領下,依托華為多年在通信、基站領域的技術積累,經過兩年多不停歇的攻關和研發,2010年初,華為推出了業界首款支持TD-LTE的基帶處理器,并能同時支持LTE FDD和TD-LTE雙模工作。
華為內部一定有一位資深的登山愛好者,喜歡挑戰那些低調又充滿魅力的高峰。和K3一樣,這顆基帶處理器也以雪峰命名,稱為巴龍(Balong)700。巴龍峰海拔7013米,位于珠穆朗瑪峰的西北,鮮為人知。
這次,需求逼著華為芯片走,終于征服了這座高峰。它打破了高通在基帶處理器領域的壟斷,為華為在手機領域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世事總讓人唏噓,2014年7月26日凌晨,王勁加班回家后感到胸悶難受,隨即陷入昏迷。這位“從不發脾氣”的華為猛將,再沒有醒來,享年42歲。
4/ 麒麟
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在科技領域,一種技術也會難倒國際巨頭。高通憑借在CDMA領域積累的專利在全球遍收“高通稅”,TI、英偉達、博通、ADI、意法半導體、飛思卡爾以及愛立信等大廠都因為沒有基帶處理器技術,不得不向高通低頭。最終,都逐漸放棄了手機處理器市場。巴龍的成功,讓華為在手機處理器領域有了底氣。
當然,一款芯片的成功,技術只是一方面。新研的芯片一般問題多多,根本沒有手機廠商愿意放著成熟的高通處理器不用,去給華為當小白鼠。想要發展手機處理器,就必須用自家的芯片,邊用邊改進。當然,有雷也得自己扛。華為的優勢之一就是一直能把握好戰略大方向,認為對發展有利的事,就會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
2009年底,手機應用處理器業務轉到終端公司,直接配套華為手機。有了靠山,K3處理器才得以繼續開發。3年后,改進版K3V2誕生,它采用了主流的ARM四核架構,并支持安卓操作系統。
然而,沒有什么事能盡如人意,更哪來什么躺贏。由于研發時間長,采用的40nm工藝比問世時主流的高通和三星處理器工藝再次落后一代。性能跟不上,功耗卻大的多。同時,K3V2采用的GPU GC4000游戲兼容性也不太好,稍微大點的游戲就卡頓。這些問題導致當年采用了K3V2的華為旗艦機D1和D2剛發售就被用戶頻頻吐槽,“暖手寶”、“拖拉機”成為了代名詞。
負責終端公司的大嘴余承東雖然微博上口無遮攔,背地卻是頂著巨大壓力來支持自研芯片。他知道再沒有干貨拿出來,華為手機就可以徹底歇了。2013年6月,搭載K3V2改進版K3V2E的旗艦機P6發布。雖然仍有很多Bug需要靠軟件來打補丁[6],但P6以當時最薄的機身和優秀的外觀設計贏得了市場,銷量高達400萬部。這份還不錯的成績單讓老余也松了一口氣。
2014年6月,華為將應用處理器和自研的基帶處理器巴龍720集成在一個芯片上,構成片上系統(SoC,System on Chip),并率先應用在榮耀6手機上。翻山越嶺以后的華為,把這款芯片命名為麒麟920。
華為對產品命名一直很在意,與C&C08同期的交換機項目EAST8000失敗就被認為名字起得不好,因為讀起來像“易死的8000”。這次有了神獸守護,麒麟系列芯片助力華為手機徹底實現了涅槃。
榮耀6發布后的三個月,華為發布了搭載了升級版麒麟925的Mate7。麒麟920和925采用先進的28nm工藝,ARMBig. Little架構。由4個A7核、四個A15核以及一個i3協處理器組成,針對不同應用切換不同的處理器工作模式,因此功耗很低。GPU采用ARM的Mali-T628,也比之前的性能有了很大提升。Mate7的指紋識別功能經過團隊的反復優化,識別時間小于1s,達到了當時業界的最高水平。加之Mate7的金屬機身,簡約大氣,無論內外,都很討喜。
一個產品的成功,有時也要謝謝對手的成全。IPhone6雖然和Mate7同時發布,但國行要很晚才能到貨。而當時如日中天的三星Note4居然采用了塑料外殼和滑動解鎖,和Mate7相比,簡直山寨的不行。就這樣,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Mate7開始大賣,很多政商人士紛紛轉投華為門下,甚至出現了一機難求的情況。最終,Mate7創造了國產3000元以上旗艦手機的歷史,全球銷量超過750萬臺。
此后華為在手機芯片上一發不可收拾,不斷發布升級換代的麒麟960、970、980等等手機處理器。而搭載了這些處理器的華為Mate、P和榮耀系列手機,成果扭轉了國人對國產中高端手機的認知。華為人終于可以暢快地吐出K3系列憋下的悶氣了。
麒麟的成功,不僅是產品的成功,更是模式的轉變。從市場需求牽引芯片研發,轉變為芯片技術驅動手機終端的不斷創新,并形成了二者的良性循環。
目前各品牌的高端機中,除了蘋果、三星和華為,基本都采用高通的處理器。就像以前在數據卡上的競爭一樣,高通為了平衡各家的關系以及壓制競爭對手,把自己最高端的處理器芯片給誰家首發,利字當先。如此一來,各家的研發進度和上市節奏就完全被高通控制。在競爭白熱化的手機領域,時間就是市場,就是金錢。其次,華為手機由于麒麟芯片的差異化設計掌握了許多“很嚇人”的技術,如加入自研的圖像信號處理器(ISP,Image Signal Processor)和寒武紀的神經網絡處理器(NPU,Neural-network Process Units)來增強圖像處理能力,通過巴龍強大的基帶能力來提高上網速度和保證信號質量。這些差異,采用高通芯片的其他廠商,只能望塵莫及。
5/ 戰略、投入和人才
如今的華為,在芯片領域可謂遍地開花。除了熟知的手機芯片,華為還在安防芯片領域擊敗了業界霸主TI公司,占領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場;在國內,市場占有率更是高達80%以上。海思的機頂盒芯片在2012年開始大量鋪貨后,僅用一年時間就拔得市場頭籌。在光交換、NB-loT以及車載領域,華為都代表國內芯片廠商站在了世界前列。
芯片是一個典型的人才、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行業,一個企業的成功,并不是能用一個“運氣好”就解釋得通。僅以麒麟980為例,前海思負責人、現華為Fellow艾偉透露,它的研發周期長達3年,投入超過3億美元。共有1000多位高級半導體專家參與,進行了超過5000次的工程驗證才最終量產成功。華為在芯片領域取得的成績,是戰略、資金、技術、管理和人才等諸多因素形成合力的結果。
“兩條腿走路”一直是華為產品研發的大戰略,這種戰略來自于任正非的憂患意識。1992年年會上,任正非說了一句“我們活下來了”,就淚流滿面再也說不下去了。強人垂淚,雖然不知道接下來的一年更加艱難,但自那時起,任正非就始終認為華為危機四伏,需要不斷通過學習、借鑒和自我奮斗才能活下去、活得久、活得好。
于是,在華為開始賣小型程控交換機的時候,任正非就推進了代理和自研“兩條腿走路”戰略。就這樣一邊代理香港機型,一邊開始了仿制版BH01和自主BH03交換機的研發。直到自主產品徹底超越對手,并打開了國內市場,才停掉了代理。
在芯片上,這種戰略思想體現地更加淋漓盡致。2012年,任正非看了電影《2012》后在華為成立了“2012實驗室”,成為華為總的研究組織。海思隨即劃歸到實驗室旗下,成為其重要的二級部門。他明確地告訴實驗室:“我們在做高端芯片的時候,我并沒有反對你們買美國的高端芯片。我認為你們要盡可能的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主要是讓別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上。”[7]
一直以來,華為都能夠清晰地區分“短期投資和長期利益”,任正非認為:“對未來的投資不能手軟。”而芯片則是關乎華為未來生死存亡的一艘方舟。他對海思總裁何庭波說:“我給你四億美金每年的研發費用,給你兩萬人。一定要站立起來,適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而且這種投入是堅定的、持久的,“我們可能堅持做幾十年都不用,但是還得做,一旦公司出現戰略性的漏洞,我們不是幾百億美金的損失,而是幾千億美金的損失。我們公司今天積累了這么多的財富,這些財富可能就是因為那一個點,讓別人卡住,最后死掉。”這些話,在一年來發生的種種事件后再聽,振聾發聵。
實際上,華為在芯片上的投入比老板的許諾要多得多。早在第一代麒麟920研發時,華為就投入了2億美元。而到了2016年,華為在芯片領域的投資高達100億元[1],這些真金白銀,便是華為人的決心。
有了資金支持,依托世界各地的研究所,華為在芯片領域學習最先進的理論、技術,甚至不惜重金購買團隊、專家。華為比別人更清楚,企業中最重要的是人,搞研發、做芯片更是如此。如何找到人、穩住人、用好人、激發人,是一門大學問。
從開始自主研發,任正非就意識到工程師是企業安身立命的根本,而要讓這些人才發光發熱,首先就要給予他們尊重,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這些不外乎一個“錢”字。1993年初,一位學校老師到華為應聘軟件工程師,華為直接開出1500元的月薪。這位老師驚呆了,此前他的工資只有400元,他的工資居然比之前的校長還高。到了2017年,華為的工資支出高達1403億元,按約18萬員工計算,平均薪酬高達68萬。在任何時間,華為的薪資都足以碾壓絕大多數同行。
解決了后顧之憂,還需要解決干勁問題。如何讓大家產生持續、穩定的干勁,或者說狼性呢?在這方面,華為顯然更懂人性。首先便是利益綁定,華為的高工資很大程度上依靠內部分紅。通過內部配股的方式,把廣大工程師的“錢途”與公司牢牢綁定。只有公司高速發展,大家的收入才有保證。其次,就是給予有能力的工程師帶團隊、做大項目的機會,給新人更多的學習機會,讓他們享受更多的“成就感”。對于很多有理想的“攻城獅”來說,“成就感”有時比錢更重要。
在全方位的支撐下,2017年,華為海思以47億美元營收,成為全球第七大無晶圓芯片設計廠商,蟬聯國內最大半導體設計廠商。
6/ 尾聲
歷史總是螺旋上升,換一個維度看,它是一個圈。歷史上很多偉人都在畫圈,實際上是在告訴我們:以終為始。
芯片的發展,從由TI、Intel等系統廠商發明,再到高通、博通等獨立設計企業如日中天,如今又開始向系統廠商聚集,這個大循環恰恰說明了芯片和系統間相輔相成的緊密關系。仔細觀察華為芯片28年的發展歷程,也暗合了從成本控制,到需求牽引,再到技術驅動,最終推動產品創新的發展軌跡。
任何趨勢都是微觀的合力。如今的芯片研發,早已不是一兩個天才能夠做成的英雄奇跡,而是幾十上百上千人協同作戰的科學。華為芯片一路走到今天,亦是如此。成績并不屬于任正非、徐文偉、葉青、李征、王勁、何庭波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而是那些在夜以繼日編寫代碼、仿真設計、修調時序、調整版圖、封裝測試的一線工程師,用他們的智慧、勤奮乃至健康拼搏出來的。
難能可貴的是,華為人秉承了國人為人處世的優秀傳統——低調,也有很多人所不具備的素質——冷靜。任正非不僅不熱衷于各種獎項、頭銜,甚至有意避之。另一方面,即便在經歷了孟晚舟事件后,任正非仍然號召大家冷靜應對,繼續向美國學習。因為他知道,我們仍差的很遠。
理性地意識到這種差距,華為芯片發展的過往,才能濃縮成一股力量,激勵我們踏上新的征程。【責任編輯/古飛燕】
(原標題:華為芯征程)
來源:制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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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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