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的問題究竟出在了哪里？

【IT時代網編者按】香港仍然是內地市場和國際市場之間一個無可取代的重要緩沖區，最近國內媒體不斷有關于香港經濟的報道，國際上也有唱衰香港經濟的聲音，引起人們的關注。香港經濟的問題究竟出現在哪里？相信看完本文你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

香港沒有實體經濟優勢，服務產業與內地實體經濟又是“兩張皮”，越來越貼不到一起。

第一個原因是制造產業外移，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原因，也是討論最多的原因。

自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就把60年代以來發展成功的輕型制造業向中國內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區進行了大規模轉移。

韓國、臺灣和新加坡自80年代以來雖然也有產業外移趨勢，但顯然不如香港轉移的如此徹底，所以自1997年以來，香港本地的制造業仍在繼續萎縮，但其他“三小龍”的制造業卻還保持了一定的發展速度。根據新世紀初期對香港經濟的有關研究，說明香港本地出口產品的附加值率是40%，轉口的附加值率是20%，離岸貿易只有不足8%。

在上世紀70年代，制造業占香港總產出的比重曾高達30%，直到80年代中期仍高于20%，但是到新世紀初已下降到5%，2010年已不足1.7%。從工業占總產出的比重看，目前香港已經減少到只有其他“三小龍”的1/4-1/5。因此制造業這個高附加值產業的長期持續衰退，顯然是香港經濟增長能力長期下滑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自90年代中期以來，內地的產業結構變動方向與香港的優勢相分離。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增長軌跡，前十年具有顯著的“輕型化”傾向，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開始從計劃經濟的傳統模式中走出來，轉向了低積累、重消費的增長軌道，同時由于在80年代還是國有企業為主體，而國企在獲得經營自主權后，有明顯的收入分配傾向于消費的傾向。

因此在整個80年代，中國經濟的增長始終是個人收入與輕工業的增長顯著超過了儲蓄與重工業的增長，而這種增長模式與香港向內地大規模轉移輕型制造業的過程是高度配合的。特別是在珠三角地區，由于長期地處海防前線，建國以來沒有布局重工業，所以輕型工業比重顯著高于中國北方地區，就更容易接受香港的輕型產業轉移。

從香港對內地的投資結構看，60%的投資投在珠三角，超過1/3的企業注冊在珠三角，成為拉動廣東省經濟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率先起飛的強大動力，而香港企業的產業轉移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獲得了巨大的投資收益，并帶動了香港本地經濟的轉口、進出口等貿易的高速發展，是推動香港經濟從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后期這近20年中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國經濟自90年代初期開始就醞釀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轉型，從重工業比重看，在1978年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還占工業總產出的近80%，到80年代中期曾一度下降到45%以下，但是到1990年又回升到50%。

同時，城鎮居民家庭儲蓄率從1988年的7.7%，猛升到1993年的超過20%，同期內中國經濟的總儲蓄率則從33%上升到42%，超過了新加坡為世界最高。這個變化已經不是在傳統體制下由國家強制發生的，而是在市場經濟新體制下自然出現的，反映的經濟現實，是中國居民在80年代這十年中滿足了家用電器消費后，等待向汽車和住宅等更高級消費品升級前所必須進行的儲蓄過程。

90年代后期，中國共產黨“十五大”推動中國的改革向產權層面發展，開始給中國城市微觀經濟注入新的活力，在經歷了十年的居民儲蓄階段后，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城市居民也開始具備購買住房與汽車的能力，1998年政府又推動了住房制度改革，因此到90年代后期，在中國逐漸出現了對住房與汽車的需求，到2002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居民對住房與汽車的爆發性需求，而這兩大需求成為了拉動中國經濟在新世紀出現持續高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而住房與汽車的生產都必須由重工業來支撐，例如，一臺汽車至少需要一噸鋼，十層以下的住宅每平米需要30公斤鋼，十層以上還要翻倍，這就引起了中國的工業產出結構“由輕而重”的長期變動過程。從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出的比重看，到2010年已經從90年代初期的50%上升到71.4%。從珠三角地區看，90年代以來工業結構也是越來越“重”，廣東省1993年輕工業比重還高達2/3，到2000年就已經對半，目前則超過了60%。

但是香港在向珠三角地區轉移了自己的輕型產業后，卻沒有像其他“三小”那樣繼續了本地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步伐，而是跨過重化工業階段，直接邁向了金融、地產、貿易和文化、旅游、教育等代表的服務業，這就使得香港的產業結構變動方向，與中國內地90年代后期以來的產業結構變動方向不匹配，甚至是漸行漸遠。

由此，一方面內地經濟難以繼續從香港經濟中獲得產業升級動力，另一方面，香港的服務產業亦難以從內地經濟的高速增長中獲得動力。

第三個原因是新全球化改變了東亞地區原有的產業與貿易格局，香港經濟則由于朝向服務業而難以適應這個變化。

冷戰結束于90年代初，接著開始出現了新全球化過程，到新世紀初新全球化出現了“奔騰”化的發展。巨大的外部需求不僅是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又一巨大動力，也由于美歐發達經濟體的產業資本向中國轉移，使中國的貿易結構得到提升。

1994年是中國出口結構的一個轉變點，這一年的機電產品出口開始超過了傳統的輕紡產品出口，到2011年，機電產品出口額已經是輕紡產品出口額的3倍，占出口比重也從1994年的18%上升到48%，而這個變化是拉動中國經濟朝向重工業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時，隨著發達國家在制造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轉移，使東亞地區原有的產業與貿易格局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的制造產業，利用中國發達的基礎設施與廉價而熟練的勞動力，建立起新的全球裝配制造業中心，而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盟諸國則與中國展開制造業內部的水平分工關系，負責零配件的供應。

這樣，長期以來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對美歐的貿易，大量轉變成與中國的貿易，中國對美歐的貿易則急劇增長，并形成大量順差。因此近2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東亞地區與中國的貿易增長，是圍繞著這種新的產業分工聯系而展開的，但是香港由于制造業萎縮，與內地在制造產業聯系方面是日益松弛，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關系就難以出現80年代那樣高速發展的盛景。

例如，1995-2011年中韓貿易增長了足足20倍，同期內地與香港的貿易只增長了不足6倍，而導致中韓貿易獲得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機械電子工業的發展，需要從韓國大量輸入零配件。到80年代末期，內地與香港的貿易還占到中國與亞洲地區貿易總額的一半，到目前這個比重已經下降到只有15%了。

第四個原因是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又帶來了區域結構的變化，而這個變化對香港的服務產業也有著明顯的負面影響。

改革前30年，中國經濟的空間結構特征一直都是“東輕西重、南輕北重”，即工業結構越往南往東就越“輕”，相反北部和西部的重工業比重更高。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前半期，由于經濟結構的“輕型化”傾向，就使得國內需求集中指向了珠三角這個輕工業比重高的地區，加之香港對珠三角地區的輕型產業轉移，使珠三角的輕工產業優勢更加明顯，因此使廣東省的經濟增長得以在長期內領先全國。

但是進入到90年代中后期，隨著中國產業結構朝向重化工業，需求重心就開始向珠三角以北地區轉移，這種“經濟增長極北移”的現象，使工業、貿易與投資活動都不斷向珠三角以北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帶，尤其是向長三角地區轉移，由于香港在地域上遠離中國新的經濟增長極，香港的服務產業優勢就更加難以發揮。

表三說明，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極向北移動，特別是向長三角地區移動的趨勢是極為明顯的。珠三角地區在中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比重的顯著下降，當然主要是因為香港是發達經濟體，因此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就廣東省本身看，GDP占三大地帶的比重還是上升的，從1997年的13.7%上升到2010年的18.6%，但是貿易的比重還是從1997年的49.2%下降到2010年的32.4%，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也從1997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21%。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廣東省的GDP總值目前還是全國第一，人均GDP卻早已被江蘇與浙江超過，中國重工業最發達的遼寧省，2011年的人均GDP也已經追上了廣東。從工業總產值看，2010年廣東是8.6萬億元，而江蘇是9.2萬億元，因此從工業規模看，廣東已經被江蘇超過。

由于重工業是高附加值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而輕工業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重工業比重高的地區，其人均附加值也會高于輕工業比重高的地區。2011年江蘇省的重工業比重是73.4%，而廣東當年是61.5%，因此江蘇的人均工業產值就比廣東高出了46%，最終反映為2011年江蘇的人均GDP比廣東高出了22.6%。而廣東在全國工業中的地位下降，對香港服務業的發展就具有長期影響。

第五個原因是香港服務業難于和內地的實體經濟發展相結合，也直接受到珠三角地區的基礎設施日趨發達，服務業發展日趨成熟，服務業逐漸本地化的巨大影響。

例如，2011年廣東省的進出口貿易已有超過四成不經過香港而由本地直接出口。

2000年，廣州港的貨物吞吐量還剛剛超過香港的一半，但是到2011年已經比香港高出1/3。目前珠三角地區正在興建高鐵網絡，建成后在半徑300公里范圍內將形成“一小時”都市圈，將整合進珠三角范圍內的所有主要城市，由于基礎設施更發達，產業聯系也更緊密，估計服務業脫離香港而更加本地化的傾向也會更加明顯。

由于90年代后期以來珠三角地區貿易的本地化趨勢，香港的轉口貿易增長率到新世紀初就到達了頂峰，其后就不斷滑落，1991-2000年是年均12.9%，2001-2005年是年均8.7%，2006-2011年則是7.5%。轉口貿易下滑也促使香港轉向新的貿易方式，就是發展服務于內地的離岸貿易，有分析說明，香港的離岸貿易額已占到內地貿易總額的13-14%，但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離岸貿易方式的附加值率遠低于本地產品出口和轉口貿易方式，2010年只有6.7%，因此貿易方式的變化雖然是香港尋找新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舉措，卻不是找到了更強的增長動力。

以上是從制造業以及香港以外的角度分析香港問題，下面還需要對香港本地的服務產業結構做一些分析。自香港回歸以來，歷屆香港特區政府都把“四個主要行業”和“六項優勢產業”，當成是香港經濟增長的主體和主要促進發展對象。這四個主要行業和六項優勢產業，共十個產業無一例外都是服務產業，目前在經濟總產出中占了2/3，在全部就業中也占了60%，因此分析這十大產業的發展狀態，對于我們理解香港服務業的發展情況，就具有重要意義。

分析產業發展優勢一般可以用“比較勞動生產率”做尺度，計算方法是用一個產業占GDP的比重除以其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如果比值大于1，就說明該產業的人均產出高于全體產業水平，相比于其他產業就有更多增長空間，會引起生產要素向該產業流入，反之亦反。下面我們就對香港這4+6個產業目前的情況作一個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分析。

表四數據說明，所謂“六項優勢產業”，沒有一個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大于“1”，也沒有一個產業的比較優勢能高過金融和貿易物流這兩個產業，“四個主要產業”中的旅游和專業與工商服務這兩個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也低于“1”，也無法與金融和貿易物流相比。而金融和貿易物流不僅比較勞動生產率顯著高出其他服務業，并且規模大，占了香港全部產出的41%和十大服務業的62%，這種情況說明，盡管金融和貿易物流以外的其他服務業的增長勢頭近年來還不錯，但這八大服務業中的哪一個，在未來很長的時間內都難以替代金融和貿易物流這兩大服務業的地位。

問題也就在這里。香港的金融與貿易物流產業相對于香港其他服務業的優勢之所以特別明顯，正是因為這兩大服務業與內地的實體經濟聯系最緊密，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內地的實體經濟早就產生了與香港服務業分離的趨勢，所以這兩大服務業的優勢隨著內地服務業的崛起，或者正在被消弱，或者遲早要被消弱。

從貿易與物流這個香港第一大產業看，自2005年以來的年均增長率比香港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還低40%，因此2005年還占到總產出的28.6%，5年以后就下降到了2010年的25.5%。香港金融業的優勢目前雖然很突出，但卻是建立在目前中國還沒有開放資本市場，人民幣還沒有國際化，國際資本進入中國需要借道香港的背景基礎上。

必須看到，長三角地區是中國最大的平原，面積超過20萬平方公里，是珠三角平原面積的20倍，未來20年將會形成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都市群，會集中3億城市人口與中國40%的經濟總產出，因此以長三角龐大的經濟規模為支撐，上海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遲早會超過香港。

綜上所述，香港經濟沒有實體產業優勢是所有問題的邏輯起點。服務業分成生活性服務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像教育、醫療、文化等都是生活性服務業，這類服務業的增長依賴于居民收入的增長，而居民收入的增長則依賴于生產性服務業的增長。

與生產性服務業相關最緊密的就是制造業，是制造業的分工發展與產出增長，以及產業鏈向售后階段的延伸，才引發了對金融、貿易和物流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求，而香港由于近20年來制造業明顯萎縮，與內地在制造產業方面的經濟聯系日漸淡漠，與內地經濟原有的貿易與物流方向就很容易被改變，金融業的地位也很容易被逐漸崛起的長三角新制造業中心所取代。

世界上不乏紐約、倫敦等服務業比重和香港相若的城市經濟體，它們在長期發展中都能保持住持久的優勢地位，而香港卻在服務業發展僅20年的時間里就出現了頹勢，這其中的道理是，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需要遠較制造業為多的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接觸，紐約和倫敦等金融中心，都是處在本國制造業的中心位置，與本國實體經濟之間是“零距離”，但是香港由于“一國兩制”的原因，卻有著邊界和通關的麻煩，因此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雖有人才優勢，卻無空間與時間的優勢，一旦內地的服務業發展成熟，就會出現本地化趨勢。

所以，香港沒有實體經濟優勢，服務產業與內地實體經濟又是“兩張皮”，越來越貼不到一起，就是15年來香港經濟逐漸喪失增長動力的內在邏輯，這個邏輯不改變，再過10年香港還是走不出低增長的格局，甚至可能更糟。

面對香港回歸以來經濟活力下降的情況，中央政府也想了許多辦法，采取了許多措施來提振香港經濟，自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署CEPA以來，到今年已經連續簽署了九個補充協議，但總的來說是“文不對題”，因為這些措施的出發點都不是想要如何用好香港的關鍵戰略地位，如何發揮出香港本來就擁有的制度和市場優勢，而是以內地對香港減稅、讓利和開放各類市場方式來為香港“輸血”。

前幾期的CEPA是著重于對原產于香港的制造業產品怎樣減稅和開放市場，后幾期則集中于服務業市場的開放與香港人才的引進。試想在制造業已經萎縮到不足經濟總規模2%，而且還在萎縮的時候，CEPA能讓香港的制造業起死回生嗎?

在“一國兩制”通關不便的背景下，開放服務業的結果就只能是香港的人才向內地流動，內地的生意卻很難向香港集聚，而香港人才大量北上的結果，是只能讓香港的服務業在制造業“空心化”后，也發生“空心化”傾向。所以這10年來盡管CEPA已經搞了九期，成果卻乏善可陳，就并不奇怪了。

香港的問題雖然是由于制造業的過早衰退，但是走回頭路去重新振興制造業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因此香港的出路還是在于如何發揮香港服務業的優勢。由于服務業必須服務于實體經濟，香港服務業的前途就仍取決于在未來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中，會處在怎樣的地位，擁有怎樣的優勢，以及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這樣的地位、優勢與作用，顯然不是立足于香港能觀察到的，而是必須立足于中國長期發展的大局才能觀察到，所以就有必要“跳出香港來研究香港”，給香港找出一些新的發展思路。【責任編輯/閆紅玉】

本文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本文原載于《中國統計年鑒》(2015年11月27日))

來源：意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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